遵义会议之后,李德从太上皇变成光杆顾问,不过他没有跑路,反而跟着红军走完了长征。 张国焘闹分裂的时候他选择站在正确一边。 连彭老总都夸他关键时刻表现很好,观众也不像之前那么讨厌他了。 但这一切在他回国之后全变了。 尤其是1964年中苏交恶,李德写了一堆不好的文章。 他出版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一边承认长征是中国红军的一次伟大胜利,一边把当年自己犯的错全推给中共领导人。 再看薄复礼,虽然没有走完长征,但他回去只用了3个月就把560天的长征经历口述成《神灵之手》。 书里写的全是红军怎么纪律严明、怎么对穷人好、怎么在艰苦的环境下依旧惦记着他这个俘虏。 这本书1936年在伦敦出版,是西方最早讲述红军长征故事的书。 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早一年。 后来他活到96岁,临终前还说跟红军在一起的那18个月,是他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都是和红军相处,为什么两个人的评价完全不一样? 最近看《伟大的长征》,我又把这俩人翻出来对比了一遍,其实这不是简单的人品问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法"。 站的位置不一样 李德是决策者,他坐在指挥部里对着地图排兵布阵,研究怎么打胜战。 命令红军跟装备占优的敌人"堡垒对堡垒"硬拼,长征之前的每一场败仗都是因为他。 可以说红军被迫长征的源头也是他。 薄复礼正好相反,他是被红六军团当成卧底扣下的。 一路上他不用管怎么打胜战,只管看红军是怎么对待老百姓的。 两个人起点不一样,站的位置不一样,自然看到的东西也就不一样了。 背的包袱不一样 李德以为自己科班出身,理论知识扎实,能在中国复制苏联的成功,但他忘了国情不同,导致湘江一战损失惨重。 他认为自己在红军身上栽了跟头,所以他在书里对遵义会议的批评"完全坚决的不同意"。 就好比一个项目搞砸了,他不检讨自己能力不行。 反而怪同事不配合、怪老板不支持、怪大环境不好,你批评他两句他反倒觉得你在甩锅。 而薄复礼就没这个包袱,他跟红军待了18个月,用他自己的话说吃尽了一辈子也没吃过的苦。 但红军善待他、放了他,还拿他当好朋友。 他在书里写,这支队伍对穷人很好,即使在艰苦征途中仍时时不忘穷人。 红军路过村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东西给钱,这跟他从教会宣传里听到的完全对不上号。 一路上他看到了红军的纪律,官兵同甘共苦,战士睡潮湿冰冷的地上,他这个俘虏反而有铺草和门板。 他生病了,卫生员拿出珍贵的西药,他走不动了有人给他腾马。 他看到了年轻将领的教养,萧克请他翻译法文地图的时候,亲自提着马灯,客客气气。 他还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夜里宿营,战士们围着火堆谈论理想和人的命题。 薄复礼是个传教士,他懂什么是信仰。 不过他发现这些不信上帝的人,身上却有一种他熟悉的东西,为了理想可以赴死。 回国后的处境不一样 李德写《中国纪事》的时候,正是中苏交恶最凶的时候。 他那套攻击或许并不是个人的自发行动,更像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 薄复礼写《神灵之手》没这些背景,就是想把这段真实经历讲出来。 1940年,薄复礼又带着老婆回到贵州盘县传教,一直待到1951年才离开中国。 1984年,萧克给他写信说50年前帮忙翻译地图的事,一直没忘。 薄复礼给萧克寄来录像带和自己的回忆录,萧克给他寄去建军60周年的画册。 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笔下的红军是两支队伍。 李德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把失败的原因全推给别人,但他诋毁得越狠,越说明他心里有鬼。 真正坦荡的人,不需要靠诋毁别人来证明自己的成功。 当然这也正是薄复礼的伟大,他愿意承认自己看错了。 他一开始也觉得红军是"匪徒",也想逃跑,但560天的朝夕相处,让他改变了看法。 他不但写了书,还愿意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顶着西方的压力说红军的好话。 这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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